元的“宽”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。
正是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“宽”，使百姓活不下去了。
“天高皇帝远”
元末时，流传一首民谣：天高皇帝远，民少相公多。一日三遍打，不反待如何。
这首民谣流传的区域，遍及湖广、山东、河南等地，从地理距离上看，算哪门子“天高皇帝远”呢？
只是，元的“宽”，使朝廷根本管不到下面这些乱七八糟的官吏、豪强，这些官吏、豪强可以随意欺负、侵犯百姓。
最后，这便引发了农民起义，推翻了元。
这就是元代“以宽失天下”的本质。
那么，元的“宽”，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呢？
任命、考核官吏都非常“宽”
忽必烈时期，中书找到天子：最近近臣传旨赐官的先后七十多人，我想再淘汰选择一下，有些实在不能用的我不敢用。
忽必烈十分“佛系”：哦，那些任命也不是朕的意思。朕看到奏折就转给你们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
这里所谓近臣传圣旨赐官，是知侍卫天子的怯薛贵族，他们传达圣旨时，往往连个书面文件都没有，绕过中书省，直接“口传圣旨”，任命官吏、赏赐财物。
天子对下面官吏的任命也没什么兴趣，你们看着办吧！
这还是忽必烈时期呀！
到后来，“口传圣旨”的怯薛基本上一手遮天。无论市井小人、商贾之流，只要巴结好，就可以当官。
而朝廷呢？很“宽”，基本上由着这些权贵去搞。
所以，下面的人，只要侍奉好特权贵族，既能当官，也能通过考核升官发财。
官员对官职任务也看得很“宽”
元朝很长时间没有科举制，即使后来恢复了科举制，由科举走入仕途的人比例也非常低。
高官多是由特权阶层所世代把握的。
所以，许多高官对职务的态度非常佛系。
比如，曾任中书右丞相的阿鲁图。他遭到弹劾时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弃官走了。
党羽问他：您好歹申辩一下呀！
阿鲁图说：我是博尔术（成吉思汗四杰之一）的后人，当个丞相还不简单，有什么好申辩的？
对自己职务得失看得这么“开”，他们对履行职务就更“宽”了。
大部分特权人物，他们大字不识一个，当然连签字都没有，唯一会的就是画押。
所以，实际事务，他们通通交给了地方上的“吏”，让他们具体办事。
史书认为这些只掌握了一些技能却没有经过文化熏陶的吏素质低下，胡作非为，欺压百姓。
个人认为：在上级领导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监督时，这些“吏”无论学没学过四书五经，估计差别都不会太大···
于是，文章开头的“民少相公多”就出现了。
这些各式各样的“吏”，也就是“相公”，他们巧立名目，鱼肉百姓，而大官们根本管不到，也懒得管！
因为：没有这些“相公”，官员们连一道正常文书都搞不出来！
朝廷在吏治上的“宽”，变成了官吏、豪强鱼肉百姓的护身符！
百姓除了奋起反抗，别无办法！
“宽”刑
元代将人分“四等”，实行民族压迫，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的。
不过，历代仍然称“元之刑法，唯以轻典为尚，其得在仁厚”。
从元代的法律条文上看，元法确实有“宽仁”的一面。
究竟元法是“宽”还是“严”呢？
并不重要。
无论立法崇尚宽还是严，法律的关键是：百姓能得到法律保护。
可是，元法繁琐异常，前后不一。而且，南方与北方不一样，各民族又不一样。
所以，官吏在执法时“有例可援，无法可守”，执法标准非常随意。
执法标准随意，就必然导致“权力说话，金钱说话”。
百姓不但无法享受到“宽仁”，在蒙受冤屈时还无处可申。
朱元璋后来批评：元代的法律太繁琐了，结果就是奸吏随意加害人民！
朱元璋对“宽仁”的实际解释
朱元璋立国后，就元代得失与一些大臣进行了热烈讨论。
其中，对于“宽仁”的思考，特别有参考意义。
1、以“宽”待民。
刘基认为元代法度纵弛，“遂至于乱”，认为朱元璋“非振以法令不可”。
朱元璋认为不然，他认为天下经丧乱后，民心思治。休养生息都未必难以复苏，如果严法以待，如同直接用猛药去治病，反而会害人。
2、“宽而有制”。
马翼表示：元以宽得天下，也以宽失天下。
朱元璋指出：哪里有什么以“宽”失天下的事情？元代的失在于“纵弛”，而不是“宽”。
“大抵圣王之道，宽而有制，不以废弃为宽”。
也就是说，元代的纵弛不是宽，而是废弃！
明代应该整顿吏治，严明法度，“宽而有制”！
这就是朱元璋对元代“以宽失天下”的看法。
元末的”宽仁“，是吏治的松弛，其结果是百姓既享受不到”宽仁“，反而要遭受肆无忌惮的压迫。
朱元璋深刻理解元末之政与”宽仁“的本质区别，一面与民休养生息，一面整肃吏治，遂有洪武之治，给大明200多年天下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