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棣的文武雄才，确实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关注。
然而，尽管朱元璋对朱棣赋予了很高的期望，但始终没有让他接班。
这是为何呢？
朱元璋对朱棣的高度重视
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，十一岁时被封为燕王，二十一岁时就藩北平。
朱棣就翻藩北平后，很快就表现出了高人一筹的军政才能。
他“智勇有大略，能推诚任人”，任贤使能，使人各尽其才。
二十三岁时，朝廷对漠北用兵，命名将傅友德“听燕王节制”。朱棣率军攻到迤都山，擒北元太尉乃儿不花还，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。
这些杰出表现，自然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关注。
朱元璋去世前，敕朱棣：现在海内太平，但夷狄之患怎么能不防备呢？朕的儿子中，只有你“才智克堪其任”。秦王、晋王走了，现在属你最长了。“攘外安内，非汝而谁”？
此外，朱元璋还多次谕示诸塞王和镇守北方的将领，确定代、辽、宁、谷诸塞王府的护卫军，以及诸将所统的军马，“一切号令悉听燕王节制”。
朱元璋又单独面示朱棣：“总率诸王，相机度势，用防边患，乂安黎民”。
显然，朱元璋明确表示朱棣是诸子中才能最为杰出者，甚至好“攘外安内”的重任托付于他。
那么，朱元璋是否考虑过让朱棣直接作接班人呢？
史书说朱元璋“常有易储意”。
这个“常有易储意”，是否是朱棣登基后编的不得而知。
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：朱元璋没有发布过任何书面文件以朱棣为接班人，甚至在太子朱标去世后，朱元璋很快就册封皇太孙。接班人？压根没有朱棣的份。
这是为何呢？
朱元璋的“规矩”
任何王朝，都需要一套“规矩”，作为统治思想，实现思想上的统一。
秦朝“以吏为师，以法为教”，以此作为统治思想。
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以此作为统治思想。
朱元璋也需要一套严谨的统治思想。
朱元璋立国不久，与刘基、宋濂讨论“礼乐之制”时，就明确要以孔孟之书为经典，以程朱注解为“规矩”，为天下立学、办科举，并钦定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为科举经义考试标准。
可以说，朱元璋排除杂书异说，甚至质疑孟子的一些观点，“勒成一经”，可谓“罢黜百家，独尊程朱”。
此后，朱元璋又以程朱理学为基础，自作《大诰》，以之为经典。
办学时，朱元璋以政令规定学校必学《大诰》，规定学生每三日必须背《大诰》一百字，本经一百字，四书一百字，违者挨打，甚至令“今后科举岁贡生员，俱以《大诰》出题试之。
而程朱理学中，宗法被提到了”天理“的高度，传统的宗法思想被推崇到了极致。
严格的世袭规定
明初时，世袭制度可不只是在皇族中才有。
各王、贵族，都世袭，而且，军户也是世袭的。
因此，为世袭制度确立明确、严谨的规矩，并坚定、严格地执行，是朱元璋的“刚需”。
朱元璋对此做了严格的规定。
比如：亲王的嫡长子，十岁就要授金册，立为王世子，次嫡子及庶子封郡王。如果王与正妃五十岁了还没有嫡子，才立庶长子为王世子。
对于武官爵，则规定：嫡子袭替，长幼次及之。如果嫡子袭替有困难，要以嫡子的庶子孙次及之；实在不行，才以弟弟继承。
朱元璋以严格的制度，规范了世袭制度，以此为维持天下各类制度平稳发展的基础。
所以，在朱元璋规划的世袭制度，在“立嫡”、“立长”、“立贤”之间没有任何纠结！
依照祖制，不但朱标、朱允文的继承顺位在朱棣之前，就是当时正值壮年的秦王、晋王两个哥哥，依“长幼次及之”，顺位也在朱棣之前！
朱元璋的解释
朱元璋在正式册立朱允文为储君时，给出解释：我开创的大明帝国及其一切章法艘是要传之后世的。如果我自己不遵守自定的祖制，将来子孙后代就会仿效，不利于大明长治久安。子孙后代的治、乱不仅与我所立祖制有关，取决于我自己是否执行我所立的祖制。
显然，作为开国皇帝，大明祖制的指定者，朱元璋考虑问题不仅着眼于一代、两代，而是他心目中的千秋万代。
朱元璋的规划
早在洪武九年时，叶居升就提出过藩王与天子关系的问题。
他指出：想想西汉七国之乱、西晋八王之乱，诸侯王“迭相拥兵，以危皇室”几乎是必然的事情。希望陛下能限制藩王，早做准备。
朱元璋大怒，将叶“系死狱中”，此后，再没有人敢提此事。
显然，朱元璋并非不知道西汉、西晋的前车之鉴，只是他另有规划。
朱元璋立国后，要加强中央集权，自然要处理好与拥兵大将之间的关系。
通过分封藩王，并令燕王、晋王等人节制诸将，是要将兵权从异姓将领之手收归塞王。
朱标去世时，蓝玉、冯胜仍是带兵大将，朱元璋要处理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与异姓将领的矛盾。
至于塞王拥兵，是否会“以危皇室”，朱元璋也有自己的安排。
明初藩王“分封而不裂土，列爵而不临民，食禄而不治事”，与汉、晋初期的诸侯王差别还是比较大的。
藩王可以直接指挥的，是其护卫军。他们负责亲王的侍卫、仪仗和防御非常之事。
亲王在王国内，可以直接调遣、指挥这支军队，单独应变突发状况，但他们仍然隶籍兵部，最终调遣权仍在朝廷。
但是，护卫军隶籍兵部，遇有战事征调时，需听命于朝廷，由王调遣。
此外，王国内还有守镇兵。
亲王们拥有统辖、指挥王国内守镇兵的权力，但要调动，需要皇帝的御宝文书。
所以，塞王们虽然能节制诸将，但其实际上是地方守军的监视人和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。
朱元璋去世前，再次强调：王国所在，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，唯护卫军听王。
所以，实际上，后来建文帝削藩时，诸王本不具备反抗之力。
建文帝削藩时，很短的时间内，五王被废，即便是燕王，也一度身边只剩下张玉、朱能等800人。
这与汉景帝时，稍夺封地，就引起声势浩大的七王之乱时的情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
可以说，如果不是建文帝与燕王的能力过于悬殊，燕王本不足以，至少不足以立刻对皇权构成威胁。
总的来说，朱棣的能力在诸子中最为杰出，这一点是朱元璋所认可的。
然而，朱元璋为实现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，制定并严格执行祖制。
在祖制中，“立贤”并非选择继承人的选项，因此，朱棣不可能成为接班人。
朱元璋的规划，是以诸王作为皇帝的军权代表，将军权由异姓将领手中收回。
同时，塞王虽能在朝廷命令下节制诸将，但其不过是“军权代表”，其实际力量与汉、晋时期的诸侯王不可同日而语。
朱棣在极端悬殊力量的情况下，以其文武雄才，成功夺得帝位，这一点，或许非朱元璋所愿看到的。
朱棣夺权后，虽然继续推崇程朱理学，拿着太祖祖训说事，然而，燕王夺位一事始终说不过去，太祖祖训，已成虚伪之言。
燕王夺建文之位，只是帝王家内部纷争，尤有方孝孺等人为建文死节。
崇祯亡国后，诸臣先迎闯王，后拜满清。
其中差异，令人唏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