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《自拍》第260个真实故事
如果你有故事，请私信我
劲草/口述
柳三七/撰文
呱呱/编辑
我叫劲草（@劲草在荷兰B），出生于1956年，是一个纯正沈阳人。我下过岗，做过服装裁剪，开过印刷材料厂，生意失败后，孤身一人去荷兰打拼，靠努力给儿子和自己都买了房子，收获了幸福的晚年。我一直相信，女人要自强，不要靠家里，也不要靠男人。
我大概一岁时拍的全家福，妈妈手里抱着的是我，爸爸抱着我姐姐，前面站着哥哥。
我小时候，爸爸是铁路印刷厂的工人，妈妈是建筑工人，家里孩子四个，我排行老三。
那个时代，中国的家庭都重男轻女，家产都是留给儿子，不会给女儿。妈妈经常告诉我，好女不穿娘家衣，好女不吃娘家饭。
我父母都挺能吃苦，挺要强，我性格就像他们，从小自尊心就强，总想闯出自己的一片天。
1975年，我初中毕业了，之后就下乡，在农村待了四年。
1975年，我初中毕业时的毕业照。第一排左边第二个，穿格子衬衣的那个就是我。
那个时候很单纯，都不知道农村什么样。等到去了之后，老苦了。土坯炕刚砌完就让我们睡，底下都是水珠子。刚开始炕没修完，知识青年又太多，一个炕上睡十几个人。发给我们的玉米面是受潮变质的，不能给牲口吃，但人吃不会死，玉米面煮出来的发糕颜色像水泥，一啃上去几个牙印子。
别看我个子矮，一米五二，但我特别能干。一般下乡青年第一年不插秧，但活快，第一年社员就让我跟他们一起插秧。在泥里四脚着地，插完秧，腿都站不起来的。打麦子的时候，麦芒扎进脖子里，老刺老痒了，戴上风帽也不行。那时候我就发誓，这辈子不想干这样的工作了。
后来我被选成了青年点一个小组的小组长，领着四十多个人干事。什么都干过，做板报，掏厕所，跟着农业技术员做育种，人工授粉——就是把这条须剪下来，把须上的粉抖在另一个玉米须上。晚上蒙上被，大家都在盘算什么时候能回城？回城是很难的。我那时经常做噩梦，梦见我人在城市里，但户口回不来。谁想留在农村啊？
2015年，我们一起下乡的知青的合照，背后是我们当年住的房子。左起第三个，穿着红色外套的是我。
那时候有人爸爸是当干部的，就想办法安排去青年点当干部，能早回城。我是恢复高考后，自己考回城的。我们青年点一百七十多人，就考回来两个人。1977年，国家恢复了高考，当时的知识分子家庭都让孩子回家复习，准备高考，我父母都是工人，没有那个远见，于是我错过了。
一到冬天，农村用不着人力了，就让我们回家猫冬。1979年的冬天，当时我弟弟已经八年级了，可以考中专了。我妈妈说反正你待着也是待着，就跟你弟弟复习，一起去考中专吧。我二舅住楼下，是老牌大学生，我复习的时候请教他，问他什么是化合价？他说，你要是连化合价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我真的没法辅导你。没人辅导，只能靠自学。
1970年，我跟姐姐弟弟要拍证件照，为了省钱，我们三个人一起拍，再切开，就是三张。这就是我的证件照。
那时候书都没有的。母亲托人从上海给我带了物理书，就只有上册。我有个亲戚，他家邻居那时候有个黑白小电视，我们就经常上他邻居家，看沈阳一个中学老师讲数学，就这样听几课。早晨起来，咔咔背政治，背历史，白天做题，累了就休息。
在家里复习了一个月，就去考试了。
语文考试我印象很清楚，作文是写“难忘的一件事”。我写的是我们小队在打稻子的时候如何节省，把剩余的稻穗捡起来的故事。还有一科，我中途鼻子出血，老师领我去洗干净，然后继续考。当时中专的体检线是245分，我考了250分，分数够体检线，不够录取线，国家有政策照顾知识青年，我没考上中专，但可以上技校，学的机械专业。毕业以后，我被分配在一家国企做制图，哪个机械坏了，我就拿着设计图去修。
26岁时，我到了结婚的年龄，那个年代挑对象挑高个儿，我那时又瘦又小，一米五儿，八十多斤，很难找对象。后来我为了结婚而结婚，很匆忙就结婚了。婚后有了一个儿子，六年后，因为感情不合，我离婚了，儿子判给了前夫。我现在经常告诫别人，不要因为年龄到了就结婚。
我二十多岁时的照片。
1988年是我人生的最低谷。我离婚了，也下岗了。我在单位是全民职工，在以前是很了不得的，所以下岗那段时间特别失落沮丧。我记得有次，家里没有人，我就站在煤气灶边上，想把煤气打开，但想到自己还有孩子，唉……
在我下岗前的几年，爸爸就下海开印刷厂了，家里条件变得蛮好的。下岗之后，爸爸给了我二百块钱。那个时候重工业职工月工资是三十八块六，轻工业三十五块，二百块是一笔巨款。
爸爸当老板，但我这辈子这么花他的钱，可能就那二百块。家里不缺我吃喝，但我就是不想靠家里。
下岗第二天，我看到《辽宁广播电视报》有沈阳工人大学招服装裁剪学员的信息，第二天我就去报名了。我从小对制作服装就有兴趣。我本身有制图技术，学这个很快。别人一天学一样技术，我一天学两样，白天学做，晚上学裁，一个月后，我租了别人一个小店，就开了服装店。爸爸给的二百块，五六十交了裁剪班的学费，一百多交了房租。
我住的离市场挺近的，有时候父母早上给我送一点吃的。白天裁活，每天到半夜十二点才睡觉。那时候干个体少，我一个月挣一千块钱，家里也不用我花钱，就这样，我很快就成了万元户。但房东也是干服装的，我们之间有竞争，一年多后，房东就不租房子给我了。
在学裁剪的时候，我还做了第一笔买卖。当时毛线挺紧俏，我就进毛线，把亲朋好友钱借了一圈，大概一万多。这个客户也说要订，那个也说要订，但都没交定金，之后又都不要了，这一万多块钱货就砸手里了。那时候一万多块钱货可了不得，别人也着急找我要钱。我折腾了将近两年，才把这笔钱给倒腾回来了。
干生意那段时间太忙，都没留下什么照片。这是我2004年到荷兰后，周末去摆摊卖首饰，又做了点小生意。
关了服装店之后三四年里，我还密集地干过很多其他生意。
1990年，百褶裙很流行，满大街都是女孩穿百褶裙。我跟一个朋友合伙，他出设计图，我找人加工，做了一个压褶机。压裙褶一条五块钱，加上给裙子上腰头，一条收十五块左右，一天能接上十条八条，挺挣钱的。我们管那个机器叫“造币机”，把裙子片放进去，“乓乓乓”，一分钟，出来就有褶了，就像印钱一样，来钱快。这生意我做了一个夏天加秋天，到了冬天，这就不时兴了，我就把机器卖了出去，卖了两千块钱。
大概1993年，我跟朋友合伙做生意。他在沈阳五爱批发市场有个店铺，那是全国第二大市场，仅次于义乌。当时市面上女孩童装比较多，我偏个冷门，做男童装。春节前夕，我设计的童装非常抢手，一个小时，全部抢光。买我们货物的大多是“精品屋”，他们买回去都能再卖个高价。我们那时一天能卖六十多套，一天一千多块钱到手不费劲。但后来因为大家有矛盾，这个事就黄了。
这之后，我在沈阳铁西商业大厦做柜台，对外裁活。其他柜台都愿意裁西服，因为西服好裁不好做，但我啥都敢裁，他们都叫我“花样专业户”，所有别人不敢接的活都到我那儿去。我白天就接一大旅行袋的活，回家一裁裁到半夜，配完料，我专门雇人给我送活取活，送到给我加工的人家里，我第二天再把做好的服装带回柜台。就这样做了一段时间。后来商业大厦不租了，我就整了个“倒骑驴”（人力倒三轮车），在一个马路边上收货，我姑姑帮我看摊。后来我家动迁房子，那个“倒骑驴”在外边被人偷跑了。
生意失败一个，我就立马去寻找下一个商机，没有时间去懊悔，我只想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，不想靠家里。
我爸爸是开印刷厂的，我因此知道做印刷制版挺挣钱的。印刷需要制版，比如一本杂志，正反面封皮要制版，才能上机器彩色胶本印刷。我没干过这个，但我的领悟力特别强。那时候有个大姐，在沈阳国营的大印刷厂制版室工作，她边走路边跟我聊怎么制版，我就学会了。
1996年，我就做起了印刷制版生意，这是我人生中最挣钱的一笔生意。整个硬塑料板，长一米五，宽一米，五六毫米厚，刻上细槽，上面搁个薄片，像相片的底板，板下是一个真空泵，一抽真空，再用红灯白灯一曝光，显影定影，就完事。一个杂志的版正反面八百块，一天做两套，很轻松。好多外地的不能制版，就上我们家制版。在这一年多里，我挣了六万多。
但很快，制版就上电脑了，社会发展很快嘛，就不用我们了。
1998年左右，我牵头办了印刷材料厂，我投了十多万，把以前做裁剪、制版攒下的钱几乎都投进去了，我爸爸也投了十几万，我负责经营，每个月给他两千块的分红。但外行真的不能做内行。我们买设备的时候被人骗了，设备十来万买的，却是别人淘汰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就发挥了自己的技术专业，自行改造了机器，这台机器之后维持了四年，厂家说我们是唯一一个自己改造的商家。
我们当时的一百多个客户，分布辽宁各地。差不多每一个月左右，我都要跟车去回访客户。有一次回访客户的路上，下雪，金杯面包车打横，差一点就撞到旁边栏杆上。后来我觉得这个行业越走越窄，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，更新设备的话，我们终将被淘汰。我就想把厂子兑出去，我爸不同意。我就背着我爸，把厂子兑出去了，好歹没赔钱。
2002年，工厂兑出去的时候，我已经46、47岁了。那时候生意不好做了，还要四处筹钱给工人开工资，也挺愁的；投入这么大，产出也没多少，很累，感觉一团麻绳捆在身上，这下一下子挣脱出去了。我那会就跟朋友说，我再也不想当老板了。
北方以前全民单位多，沈阳好多大工厂纷纷倒闭。下岗的人多，就有点兴出国了。我爸爸一个老同事的女儿就出国了，听说她在外面干汽车修理，很挣钱。我和我朋友还去他家里，问了一些出国的情况。
2003年，我外甥女到荷兰看我，这是我出国的第一年。
就算不出国，家里也不会短了我吃穿。可作为女儿，我还是想自己出去闯一闯。我觉得我有能力改变自身的命运。
儿子初中时，我就把他接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了，到2002年，他学校毕业，也二十岁了，看见逐渐长大的儿子，我还是想拼一把，想多赚点钱，给儿子买房子娶媳妇。以前制版挣的钱，本来可以买房子，可那个年代，人都缺心眼，没那个思维。要是当时买了房子，我可能就不出国了。
出国要花钱，我是商人嘛，肯定会想，什么时候能回本？听说在欧洲做保姆，一个月六百多欧，那个时候汇率很高的，有时候一欧元能兑换十块人民币，一年就能回本。
我原本想去西班牙，但是签证办了一年，都办不下来。那时候我们这些想出国的人，整天跑中介，互相透露消息。有个人去过几次国外，跟我说，你就去荷兰，荷兰漂亮。然后我就改道了。
我折腾办签证的时候，我爸说，家里的印刷厂那么大车间，也没人管，你去那做管理吧。我就去给他管车间了。管了一两个月，签证就下来了。我爸妈不想让我走，但我一咬牙一跺脚，还是去了。
2003年，我带了两千多美元，去往欧洲。
我出发那天，还有二十多天过春节。签证好不容易下来了，机票也订好了，必须得走，我就没在家过春节。我先坐八个小时火车到北京，再转飞机。我带了一个小行李箱，一个耐克背包，家人送我去火车站。临上车的时候，看到儿子和家人的背影，我心里特别心酸。我没有同伴，在荷兰也一个人不认识，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，前途太渺茫了。
刚开始学荷兰语的时候，我都不会读，全都用中文标注发音。
我在法国入境，途中经过比利时，车在中转站停靠一分钟。我的背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。有一个人在外面敲玻璃，我一回头的功夫，结果上来另一个人把包抢走了。我不会英语，车停靠时间那么短，又不能下车去追。
幸好我以前经常出差，有经验，钱和护照都不会放在包里，都放在了身上。
我在荷兰最开始是做保姆的，在中国人家里。我心理素质好，从老板到保姆，心里也没什么落差。为了生存，可以当老板，也可以当保姆。
我当保姆，先是从护理癌症病人开始，这是份没人愿意做的工作，但我单枪匹马，不认识人，不会荷兰语，找工作只能靠中介，没办法。我护理得很好，他临走之前送我一本学荷兰语的书。
我护理的那位癌症病人送给我的学荷兰语书。
之后我又给他们家带孩子。孩子三岁多，不会说中文，老板娘要求我要跟孩子说中文，不允许我说荷兰语。他们家全天不让看电视，其他娱乐也没有，这反倒成全了我。
每天晚上八点之后，老板娘下班回家，孩子不用我管，我就拿着书偷着学，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翻译。有一次，老板娘亲戚来了，我问了一句话用荷兰语怎么读？事后，老板娘知道了，跟我说，你不可以问别人荷兰语。
他们不让我学荷兰语，但我觉得不行，我到这个国家，要改变自己命运，就必须要过语言关，不能变成哑巴。而且一旦会荷兰语，我就可以去找更好的工作了。
在荷兰做了一年后，我把本挣了回来，还在国内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。
我刚到荷兰时，还没挣钱，就先花钱买了这两本字典。后来我跟尼克第一次见面，也是用这两本字典交流。
我跟现在的丈夫尼克就是那段时间认识的。
我离婚后，也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。我大概40岁的时候，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，个挺高，那人工资一百一，花一百给他女儿买个表，一个月没钱了，就找我要钱。他家冬天没有暖气，很冷，孩子衣服没人洗，我就抱个大盆，给他的孩子洗衣服。后来面临我们在一起的事情，我就把儿子领过来了。可这个人从进屋到走，眼皮都没抬一下，没跟我儿子说一句话，我立刻就跟他分了。
我去荷兰的时候，除了挣钱，也逐渐想找个伴，一个人，多孤单啊。
尼克年轻时在美国的照片。
2003年底到2004年年初的时候，我和尼克经人介绍认识了。
尼克是个中国迷，对中国的历史比我都懂。他爱看中国电视剧，看中国书，连《红楼梦》都看过。他最喜欢的城市是西安。我们现在家里的摆设都是中国元素，全都是他摆的。家里桌布是中国红缎子。中国结，中国扇子，他全都往墙上挂。他刚回荷兰的时候，在超市一遇到中国人，一定会给人家留电话号码，让别人给他介绍对象。
尼克非常喜欢中国的红绸。沙发垫，桌布都是我从国内给他带回来，他自己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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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年轻时候在美国工作，做过希尔顿酒店的大堂经理，每个月收入六七千美元，但觉得家不在那里，也没买房子。在美国三四十年后，他才回到荷兰。最开始荷兰使用荷兰盾，后来换了欧元，荷兰盾兑欧元缩水了一半。他也不是那种愿意受委屈的人，租了个好房子，挺贵，一个月七八百欧。他带回来几万美金，一折腾，几年就没了。
有人说我嫁给老外是图他的钱和房子，其实认识我的时候，尼克的存款已经花得差不多了。
别人送给尼克的《红楼梦》剪纸，他很喜欢。
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尼克家，他当时租的公寓里。那栋公寓一进大厅，有假山假水，真的桔子树，桌椅，还有一些老年人。
介绍人跟我一起去的，进去五分钟就走了，剩下我跟尼克聊。我当时荷兰语不好，会看会写，但听和说不行。我就拿字典跟尼克聊。尼克跟我说了个单词，“cultuur”（文化），他想问我，我们俩有文化差异可以吗？我说可以。我们聊得很短，很快我就走了。
我每星期休息一次，我们约在火车站见面。现在有些人在我的西瓜视频下留言说他帅，但我第一次见他也没觉得什么，就一个小老头子，穿着夹克。第二次见面的时候，我都忘了他长啥样了。他冲我跑过来，我才知道是这个人。
在我跟尼克认识两三个月后，有段时间我血压升高，头疼。亲戚有孩子得脑瘤，我妈妈本来就不愿意我出国，一听这个，就把我叫回国了，花了八百做磁共振，什么事也没有。已经在国内买了房，我离开荷兰的时候，其实不打算再回去了，行李全带走了。
2004年回国前，我在尼克当时租的房子里拍的照片。
我回国后，尼克天天给我打电话。我用最磕巴的荷兰语跟他通话，实在不行，家里还有侄女，下一辈的英语都很好。就聊今天干嘛了，吃什么呀，无非就是这些。我在国内待了五个多月，他天天给我电话，电话卡都攒了厚厚一沓。
他真的很诚心，我很感动，是他把我追回荷兰的。当时我的签证已经失效了，他就给我办身份。尼克跟前妻是在美国离婚的，但荷兰户籍上还是已婚。他让前妻办离婚公证，来回邮寄，办了好几次。尼克说，到了第三次，他拆邮件的手都哆嗦了，就怕不行。
2004年底，我回荷兰半年后，我们注册结婚了。
这是2005年，我跟尼克一起参加朋友的婚礼拍的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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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工卡下来之后，我就开始工作。正好当时有个中国朋友在荷兰的蔬菜工厂工作，就介绍我去。我做工非常快，贴商标，一秒一个。往机器上续包装西红柿的盒，我可以左右手一起续，不会让它断掉。
在蔬菜工厂工作三年后，合同到期，我又找了花厂的工作。那是全世界第二大花厂，那儿的兰花都有一人多高，中国很多花苗都从这进口。我在那边插苗。我们用手术刀切，之后插苗，花苗还不能折。插完了，机器推进花圃，花圃是无菌的，不能进人。机器插苗的人说我插得比机器还快。
其实在蔬菜工厂不干了之后，按规定，我是可以拿一年失业金的，但我没有拿完，就赶紧又找工作。我一回去上班，别人都说我傻，有失业金不拿。我们中国人勤奋，做工快，他们外国人都靠边站。尼克也说，这里有外国人在街上卖艺要钱，但哪有中国人？没有中国人。
我去上班，尼克就专门为我服务。
尼克送我上下班，我在车上学荷兰语，这是我当时的笔记。
结婚前，我说对我来说，早上十点见面都算挺晚的了，他当时一愣。现在我才知道，上午要他出门，简直要他命了。可我上班那会，他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来给我做早餐，我去洗漱。他帮我在面包抹上果酱，把豆奶倒在玻璃瓶里，开车送我上下班，我在车上吃早餐，学荷兰语。他说什么我不懂的词，我都让他把字母写下来告诉我。我必须会写才会说。我就记下来，回家再查字典。
我那时还要接受荷兰的义务教育，晚上上夜校，一个星期两次。尼克就会把吃的带在车里，直接开车送我去学校，下课再接我回来。
工作两年后，我们一起出钱买了现在住的房子。因为我一直在工作，视为有长期合同，否则单凭尼克自己，他是贷款不了的。
2011年，我和花厂实验室同事们的合照。右排第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是我。
2012年，我发现身体异常，就去做检查。最开始做的乳腺钼靶，后来做病理，医生说，不怎么好，乳腺癌。我很害怕，跟尼克说了，他也很害怕，一直拽着我的手。
我有亲戚在国内的大医院，家里人就让我赶紧回国治疗。但回去之后我就后悔了。儿子儿媳孝顺，但毕竟他们有自己的家庭，家里其他人也不可能专门照顾你，医院里跑上跑下都是我自己。在荷兰，这些都是尼克来做，我啥都不用管。
2014年，我做完手术，跟尼克在奥地利度假。我的头发之前因为化疗剃掉了，所以这时候头发很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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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完手术后，我的癌症就好了。而当初没拿完失业金反而变成了一件好事。荷兰的病金不是特别好拿，但我拿了九年多了。病金是因为丧失了劳动力，国家按照以前工资一定比例发钱，用于生活开支的钱。他们就看你记录，你以前一直在工作，失业金也不拿完，不是偷懒的人，你一定是真的不能工作了，才不工作了；但如果你以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断断续续的，病金就不一定会给你了。
2012年前后，我与尼克兄弟姐妹四人的照片。这是他们唯一一次聚齐过的照片。
尼克今年87岁，大我二十一岁，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。我们结婚时，在中国大使馆办认证材料，他填出生年月日，一下就露馅了。我说你填错了，他说没错。我问了几遍，他都说没错。我也就接受了。好多人说，他年龄大先走了，你怎么办？我不考虑这个事情，我就要活在当下。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？考虑那么多累不累啊？
我最近看一些老年人征婚频道，一侃，全都在问有房，有车，有几险没？我觉得人生都活到这个程度了，都不是第一次婚姻了，为什么没有一个更高的认识？有钱就一定幸福吗？钱财不重要，每天有笑声才重要。
我现在跟尼克在一起生活，每天都是充满笑声的。他是个很幽默，非常尊重女性的男人。我刚开始在厨房做饭，尼克觉得不好意思，总跑过来问要不要帮忙。我说，我做的是中餐，你帮不上忙。后来就我做饭，他刷碗。饭做好了，他一定不会先吃，总是让我尝第一口。家里倒垃圾，吸地，洗衣服，都是他做。
我有时候熬姜水，忘了，水都煮干了。他从来不会指责我，而是先笑着问我，你是不是什么事情忘了？我一下想起来。他才接着说已经处理好了。我去厨房一看，他已经用醋泡干净了。
以前我有时候给儿子汇钱，也都是让尼克去汇，他从来不说个“不”字。我有次问尼克，如果没有遇到我，他会过什么生活？他说，没有房，没有车，租个单间，了却一生。他成全了我，我也成全了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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